钮祜禄-承泽:我的故乡是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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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风往哪个方向吹,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,可是最后遍体鳞伤,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。”——钮承泽在电影《艋譛》中的台词

  一部《艋舺》让台湾导演钮承泽从海峡那边火到内地,虽然生长在台北,拍摄的电影电视剧也离不开台湾本土文化,人称“豆导”的钮承泽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,称北京为故乡,他一边绕着舌头说“这是个事儿”,一边也看到了内地十亿人的大市场。

  如今的钮承泽平均每个月都要来北京一趟,一呆就是十多天,《艋舺》虽然很难在内地上映,他人却在北京住得越来越舒适习惯,甚至考虑置办产业,而他下一部电影的题材也和北京有关。

  我的祖先是满清贵族钮祜禄氏,祖上出了六位皇后,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慈安太后。“生了很多个皇帝,现在还有一个皇帝搞不清楚是不是我们家生的。”我的母系有大军阀的背景,在陕西和甘肃,就是可以自己印钞票的。

  钮承泽外婆的父亲孔华清是陕甘督办,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,外公张载宇是将军,“他曾经是一个律师,抗战的时候投笔从戎了。”钮承泽的父亲19岁跟随到台湾,一辈子怀念北京胡同,在钮承泽12岁那年,罹患罕见的“运动神经元萎缩症”,其后靠插呼吸管灌食维生,长达十多年,全身只剩下眼睛能动。一家人到台湾的时候,钮承泽的爷爷奶奶仍旧留在北京,因此钮承泽每次顽皮被打,都会哭着念叨:“爷爷奶奶,你们为什么不在我身边疼我?”

  钮承泽的母亲张青琴身为将军之女,在优越的环境下长大,个性乐观豁达,曾做大学老师,也曾是知名的国剧编剧。他的阿姨嫁给了名中医师张正懋。

  钮承泽生长在嘉禾新村,外公有当局提供的独栋四百坪房子(相当于1200平方米),生活却很是朴实。外祖父很廉洁,“从来不置产,因为他们一心觉得台湾是个暂时落脚的地方。”钮承泽从小就和外公、舅舅一家子住在一起,外公还曾经带他到蒋介石官邸的厕所上大号。他自小被送进私立的贵族小学,性喜自由的他消极反抗,成绩都在全班倒数几名,后来更被分到唯一的“放牛班”。

  出身于一个如此传统的家庭,钮承泽却在后来被家人推上演艺之路,“记得我阿姨曾想演戏,我外公简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,那时候他们觉得简直是败坏门风。可是到了我这一代,却会主动推动,难道是补偿吗?”钮承泽开始自问自答。

  钮承泽依稀记得自己四岁的时候,外婆抱着他洗澡,帮他擦身体的时候,就逗外孙:“昌昌啊,你会不会演戏呀?”钮承泽大声说“会”。“那演戏要哭要笑你做得到吗?”“可以呀。”“那你笑给我看。”幼小的“豆导”立刻哈哈大笑,因为他在想外婆会买电动车给他,于是那天晚上,他就得到了人生第一部电动车。外婆又说:“那你哭给我看。”他立刻哭了,因为想到妈妈死了。“出去就被我妈打了一顿,太不孝了。”

  因为看小外孙可爱,豆导的家人就广泛对往来朋友、媒体高层、门生旧故吹嘘:家里有个天才小童星,在这些人的介绍下,豆导从9岁开始演戏,17岁的时候演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——朱天文、侯孝贤编剧,陈坤厚导演的《小毕的故事》中的男主角“小毕”,从此名声大噪(电影描述了一位眷村青少年的成长故事,传达早期台湾生活的真切与感怀)。

  生命太过平凡,生活缺乏召唤,我真的想试试看,专心致志成为伟大的演员会怎样?从前总是抱怨环境不景气,导演没有眼光、怀才不遇,我心里知道并非如此,可是不愿意面对,也不曾为我的工作付出,也不曾为我的志向努力过什么。

  “我演戏根本不是对家里的叛逆,而是所有人对我支持得一塌糊涂,我母亲还非常积极地推动,我不知道为什么,因为他们并不需要靠我赚钱。”豆导奇怪地说,“我曾经很恨这件事,因为演完小毕之后再没有小毕可以演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彷徨等待,然后又经历了一些叛逆。当时我很生气,为什么要送我去演戏,让我没有一般人的生活?我明明那么爱念书(笑),我可以当学者呀,我可以有很多样的人生,为什你要让我去当演员?可是我妈妈说,你就是爱演啊。你就是很有天分啊。后来我充满感激。”

  17岁演过《小毕的故事》之后一炮而红,因为台湾电影不景气,制作的影片水准也相差较大,钮承泽再也没有遇见一个如“小毕”一般出色的角色。“其实那时我几乎没戏可演,但在外头还要硬撑面子,因为我是‘小毕’。”于是,钮承泽每天开车在外鬼混,一群人凑着零钱只加两公升汽油,直到避震器坏了没钱修,当街抛锚动弹不得。

  族群与家世的巨大阴影,是钮承泽另一个不可承受之重。他承认自己是权贵子弟,年幼时多数演出机会是靠妈妈的关系。成年后他努力摆脱阴影,跟街头兄弟混在一起,讲台语跟国语一样溜,不希望被贴上“外省人”标签。

  彷徨的生活过到二十七八岁,钮承泽和前辈李立群聊天,李立群问钮承泽:“喜不喜欢演戏?”“喜欢。”“你要是真的喜欢,就要演好戏,才可以成为伟大的演员。”

  “我一旦立志成为伟大的演员后,就发现我离伟大很遥远。”钮承泽第一个想起好莱坞老戏骨肖恩·康纳利,六十多岁了,身上肌肉还一块一块的,于是他也开始运动并养成习惯,从此心情也变得愉悦,好似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。“以前拍戏别别扭扭的,拍电影酬劳低不演、排名不在前头不演,电视剧更是,又想演又觉得没面子,很扭曲。可是立志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之后,你离伟大很遥远,有人要付钱给你做练习,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?心态马上就转变了,不问排名,不计角色,不问酬劳,有戏就接,投入极大热情和相信,整个生命就开始改变,经历了二次青春期。”

  钮承泽把在自己执导的电影中客串一个角色当作“命运的安排”,《吐司男之吻》原来的演员退出,只好自己上阵;下一部戏《来我家吧》他在七集中客串七个不同的路人,好似希区柯克;再后来电视台要求他在电视剧里出演一个角色;钮承泽当然也没有放过最爱的电影《艋舺》,他扮演了男主角的爹,一个帅得要命的黑帮老大,还说出那句最给劲儿的台词:“风往哪个方向吹,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,可是最后遍体鳞伤,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。”

  钮承泽摊开手,装作无奈地说道:“做导演又做演员真的很辛苦,但没办法,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”“你确定这是命运的安排吗?”他笑:“也许是强烈的自我暗示。”

  电影工业需要例子而不是奇迹,如果说《海角七号》是奇迹,《艋譛》则希望创造一个例子,可供后来的电影复制成功经验。

  虽然享受做演员的经历,钮承泽转型做导演则是因为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作品,不管是电视剧也好,电影也好,只好自己来当导演当编剧当演员,拍想拍的东西。

  “台湾一些导演不想拍之前的电影,渐渐走上了一条比较精英比较小众的路线;而另一些导演虽然很会照顾观众,但是拍出来的东西却很粗糙。(是某某某吗?)你答对了!一边以侯孝贤、杨德昌为代表,而另一边以朱延平为首,哎呀,我说出了这个名字,我要强调,我很尊重朱延平导演。”钮承泽懊恼地拼命“找补”,“这就好像光谱的两级,但是观众都无法从他们的电影中得到满足。对我而言,我希望出现另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影片,有丰富的情感、流畅的剧情,我可以看到生活的样貌,有很好的制作,可以让我跟着哭跟着笑,走的时候还可以为我的生命带走一点东西的电影在哪儿?”

  于是,《艋舺》这部精心为市场炮制的“中间档”影片出现了。从2009年在戛纳宣布电影开机,到一开始就锁定贺岁档上映,再到选择曾经合作过的阮经天做男主角“和尚”,都经过了严密的市场调查和研究。电影题材也选择最讨巧的青春片:“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单纯热血,这个题材最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”兄弟结义和反目,黑道单纯的义气和热血,本省黑帮和外来帮派的斗争,其中还间杂着短暂的爱情,悲剧性的结尾,帅气而令人同情的一群男孩子,让《艋舺》在台湾上映时一度超越《阿凡达》的票房,在柏林电影节备受赞誉,然后又通过网络感染到海峡这边的电影观众。

  我对北京印象来源于《城南旧事》和父亲的口述。我以为豆汁儿炒肝儿有多好吃,结果有一次,不知道哪个亲戚装了两瓶自制豆汁过来,我在家人的禁止下偷喝一口,结果:“呕!”

  《艋舺》在网络上火爆了一阵之后,曾经有这样那样的传闻,说会在大陆上映,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不可能,这部如同《古惑仔》一般的台湾黑道青春片,注定只能通过“地下”展露光芒,而钮承泽“豆导”来北京的次数却越来越多,从办完事儿就走,到如今的一呆就是十来天,甚至打算在此置办产业。

  “以前两岸老死不相往来,都不说对方好话,都听说这边吃香蕉皮,这边也听说我们吃香蕉皮,那奇怪香蕉都谁吃了,大家都在吃香蕉皮?”钮承泽自问。

  “台北是我生我长的地方,是我的家乡,而北京是令我血脉沸腾的地方,我的乡愁,肯定也是我的故乡。”1995年第一次来北京,钮承泽虽然早知道以前的“北平”已经不复存在,但他发现,北京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,“旧的东西还很清楚,走在胡同里厕所的气味、自己的亲戚还住在五层红砖楼里面,楼下还有茅房等等。”

  生活上的不便利也在渐渐消失,钮承泽前两天刚被朋友带着去某家饭店吃有机自助,看到有机咖啡有机果汁十分感动,回忆从前来拍戏,买罐健怡可乐都“是个事儿”,都要专门开车去国贸底下的进口超市,“那时候有人能带来几罐健怡可乐,你会爱上他的。”

  从小的乡愁和十几年来目睹北京的变迁,钮承泽有了强烈的念头,想要以自己的角度和情感,创作一部展现海峡两岸人情的电影,“两岸合作如此密切,却没有这样一部作品,我希望场景是台北和北京,关于爱情我有深刻的感受。”

  “上一代的事情听起来像个传奇,我爸爸说,你爷爷没钱就卖一栋房子,我就想,要是能卖一栋房子给我拍电影就好了。”而钮承泽如今做事的态度似乎正在继续老辈人的传奇,“现在我做事尽量单纯,第一看这件事儿我有多想做它,第二要看这件事儿做了会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如果这两者都满足,我会尽力去做,最后结果会怎样,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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