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钮承泽变回“钮祜禄·承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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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钮承泽的口音几乎没有台湾腔,但也不是北京胡同式浓重的儿化音,而是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,带有些八旗子弟的余韵。这样的口音,我们经常会在由常枫或者赵雷演绎的那些、由外省移民第一代拍摄的台湾老电影中听到。

  近日,由央视制作播出的、探寻家族历史的纪录片《客从何处来》第二季播出,在节目中,钮承泽又一次回到故乡北京,算是代为从青年时代就离开这里,最后落户台湾,并终其一生也没有回到故土的父母寻找着祖先的痕迹。

  钮承泽随着节目组来到北京一座隐匿在胡同深处、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高级酒店,在那里,他被安排与外婆的弟弟——他的舅公进行会面。

  这座位于交道口北兵马司胡同的酒店,是钮承泽曾外祖父曾经的家。向导为他一一指认:“这是你太公的房间,你外婆住在那里……”钮承泽觉得很新鲜,却还有一些迷茫挥之不去。

  如果按照满族的姓氏全称,钮承泽的名字应该是“钮祜禄·承泽”,“我的祖先是钮祜禄氏,祖上出过六位皇后,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慈安太后。”钮承泽说。

  而他母亲的家族向上追溯则发源自安徽,但后来也落户北京,“我太婆的父亲当过恭亲王的总管,而太公的舅舅据说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,在袁去世的时候,也守在旁边。”甚至在钮承泽的家族内部,一直还暗暗流传着关于袁世凯死因的秘密传说。

  那是他根据史料、某张家族的老照片、小时候读过的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,还有外婆与父亲絮絮叨叨地讲述,并最终加入想象,自己拼贴而成的北京城。

  “那时我在陕西拍电影,在陕北待了三个月,我的好朋友屈中恒正好也来大陆拍戏,工作结束后我们就在银川会合,然后一起来到北京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
 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住在破旧的筒子楼中,在那里,钮承泽边喝着呛到嗓子眼儿的北京二锅头,边听他们用柔和的京腔说着从前的故事。

  “我和我弟弟的牙都很烂,但我妈简直是齿如编贝,我爸的牙也还好。结果来了北京一看,基本上钮家的人都是一口烂牙,让人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强大。”钮承泽说。

  还有一次让钮承泽印象极为深刻的是,在北京,堂哥陪他出门,出租车上,“我堂哥坐在副驾驶上,我坐在后排,我看到堂哥留着平头的侧影。”那一刻。钮承泽心里一动,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堂哥身上见到了父亲—— 一个他从未有机会认识的、年轻时候的父亲。

  正值旧历新年前夕,天气很冷。某一天的黄昏,他去了景山公园,有雾,站在亭子上,向下望去,是一片苍黄中的皇城风景;向上望去,看见的是破碎又斑驳的琉璃瓦屋檐,上面零零落落地长着野草,在冷风中摇曳。

  很多年以后,钮承泽做过一个梦,在梦里,他变成了紫禁城的一只鸟,“像电影航拍长镜头一样,俯瞰着下面的庭院楼阁。”

  五十多年来,关于被时光与海峡阻隔的故事,两岸已经讲述得太多太多,其中有于右任式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大陆;大陆不可见兮,只有痛哭”的悲歌,也有余光中式“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,你怎能送她一首《菩萨蛮》”式苦涩的调侃。但虽然身为台湾外省第二代,钮承泽却并不喜欢在电视中讲述那些煽情的段落,他甚至不喜欢龙应台那部著名的《大江大海1949》,因为“动人的是那些故事本身,而并不是煽情的文笔。”

  很多时候,在录制《客从何处来》时,钮承泽会在镜头前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,但唯有一次,面对录影机,钮承泽略显激动,他说,“请给我五分钟的时间。”

  台湾作家钟理和有一部自传体的小说,叫做《原乡人》,“原乡”是台湾特有的词汇,源自日本统治时期,台湾人对于广义上大陆的称呼。而钮承泽形容北京,会说,“北京就是我的原乡。”

  在钮承泽的生命中,有两个人充当了父亲的角色,一位是与他血脉相连的真正的父亲,而另一位,是导演侯孝贤。

  他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和画家,但在钮承泽的眼中,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失败者”。年少离家加入军队,然后在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,作为内战中失败的一方,从此困居海岛,少年子弟就在外省的江湖渐渐老去,再也没有等到“归家洗客袍”的那天。而钮家这一脉的荣光也仿佛随着父亲来到台湾的那一刻起戛然而止,从此之后,更多地意味着破败与衰落。

  在少年时代,钮承泽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,“你和你爸一模一样。”因为父亲的人生,是他所见过的“最悲惨的人生。”

  背井离乡,郁郁不得志,命运似乎觉得这些元素还不够悲剧,随后又狠狠加上了更浓重的一笔。“那时我还在上小学,父亲有一次在伏案画画时,突然发现手不由自主地颤抖,后来去医院检查,就确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(俗称渐冻人病)。”钮承泽回忆说。

  父亲的世界从此被疾病所禁锢,钮承泽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亲厚,父亲留给他的印象,就是他在深夜回家之时,看到的那个孤灯前落寞的背影,一手握着颤抖的毛笔,不停地在给大陆的亲人写着家书。

  除了现实生活,钮承泽很早就拥有了另外一个存在于光影中的世界。他的外公张载宇交友甚广,而喜欢京戏的外婆也与艺文界来往甚密,九岁时候、模样清秀的钮承泽,就已经踏入电影圈当小童星。

  十五岁那年,因为电影《小毕的故事》试镜,钮承泽与侯孝贤“相遇”,从此,侯孝贤成为了钮承泽人生中父权的投射与象征。

  “你知道吗?我现在才敢用 相遇 这个词。以前不敢的,因为他是那么伟大,让我仰望,我现在敢用 相遇 ,是因为觉得,我也可以开始让他感到荣耀。”钮承泽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九岁开始演戏,敏感的钮承泽见识到太多导演在片场颐指气使的粗暴模样,但侯孝贤,却显得颇为不同。

  “我记得,那时候在片场,一群人,乱哄哄的,后来一个看起来有点痞的人走进来招呼我,让我跟他出去拍照,我听见其他人都叫他 孝贤,孝贤 。”

  “在片场,我戏里吃剩下的芭乐,他拿起来就吃。”“有时候,他和我说话时,会勾一下我的脚,他自己都没注意到。”

  “我妈那时候还帮我起了一个艺名,因为她觉得钮承泽太复杂,不好记,我妈想让我叫做钮泓。是侯孝贤又给改了回来,他说,钮泓有什么好?钮承泽, 有存折 ,一定会有钱!”

  今天,钮承泽还能够无比清晰起回忆起与侯孝贤相处的每一个细节,但就像这世间所有的儿子都与父亲有一定程度的隔膜一样,钮承泽也不能够理解全部的侯孝贤。

  “《小毕的故事》之后,我又演了他的《风柜来的人》,但最后看剪辑好的成片之后,我睡着了,因为我原来还以为,这会是又一部 小毕 ,没想到,侯导变了。”

  而在《风柜来的人》之后,侯孝贤拍了《东东的假期》,“那部电影里没有我,我很害怕,我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。”但钮承泽问不出口。

  至今,面对侯孝贤,他依旧显得沉默而害羞,就像每一个渴望获得父亲赞赏的儿子一样;而侯孝贤,也像任何一个不苟言笑的父亲,几乎从不夸奖他,只是在他需要时,默默提供一些支持。

  在钮承泽十九岁那年,父亲的病情彻底恶化,从此住在了医院中,再也没有离开。“他丧失了呼吸能力,我帮他做人工呼吸,上了救护车,看着他插管,医生说他可能只剩两个礼拜的生命。他从此再不能说话,也不能吃东西,但却又意识清醒地活了二十年。”钮承泽回忆。

  那是钮承泽人生中最凄凉的一段岁月,尤其在除夕夜,当别人热闹团圆的时候,他却得在医院面对着病床上的父亲。

  “我原来以为他是一个失败者,但现在我觉得他很了不起。”钮承泽这样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结他参加《客从何处来》寻觅父亲人生之旅后的感受。

  说这句话的时候,钮承泽站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工作室的窗前,有工作人员在他旁边闲聊,说起两个月前为纪念抗战而阅兵的话题。

  如今说起侯孝贤,钮承泽会把他形容为“他改变了我,如同父亲”。而就像当年在片场中演绎侯孝贤电影中的角色一样,钮承泽如今也以“父亲”或者“师长”的姿态,指导着阮经天或者赵又廷演戏,“我某一天和他们讲一些话,然后赫然发现,在三十年前,老侯和我说过同样的话。”

  钮承泽说,“一位导演一辈子中肯定有一部是带有使命性质、一定要拍出来的电影。”对于他来说,那部电影叫做《军中乐园》。

  一部以1949年之后的台湾为背景,讲述“军中特约茶室”,事实上也就是为了解决大量独身来台的老兵们生理问题而成立的“军中妓院”的故事。

  “特约茶室”在台湾的历史上存在了四十年,虽然看上去,这似乎是一个充满了肉体香艳之感的题材,但在钮承泽的镜头下,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人在经历过大江大海之后偏居一隅的命运,颓败又苍凉。这些这辈子都无望回到家乡,并且再也不可能打一场像样战役的外省军人们,梦里不知身是客,只能在“特约茶室”中寻找着某种带有欺骗性质的、片刻又蚀骨的温柔。

  事实上,那并不是钮承泽第一部关于台湾老兵的电影,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,他就与张世一起主演了《香蕉天堂》,也是一部透过大陆来台老兵视角、讲述台湾外省移民艰辛生活的影片。

  “我总是觉得,那些很早就离开家乡的人,他们在脱离家乡的那一刻,内心有一个人格就再也不会长大了。”在钮承泽的成长经历中,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“脾气又臭又硬”的外省老先生,“他们总是在回忆,仿佛永远停留在登船来到台湾的那一天。他们坚持不学台湾当地的语言,也不再娶亲,一直就那样生活下去。”借助《军中乐园》,钮承泽说,“我想替他们和大家说点什么。”

  《军中乐园》的诞生并不顺利。这样的题材并不讨巧,不管在海峡哪一边,都容易陷入尴尬且暧昧的境地。但钮承泽依旧坚持完成了它,它希望电影能够在大陆上映,最终未能成功,并且从票房角度看,收益远远比不上支出。

  但从另一个角度,《军中乐园》却收获了成功,它在两岸所引发的关注度超越了钮承泽之前的任何一部电影。而对于他本人来说,似乎也借助着这部电影,填补了某些自少年时代就遗留下来、与家庭之间的遗憾。他的“电影父亲”侯孝贤,更是为了给他提供某种支持,担任了该片的剪辑一职。

  在那部电影的结尾处,钮承泽打上了字幕:献给我的外公与父亲,以及,漂荡在命运之海的每一个你我。最后,又有一行字在银幕上慢吞吞地出现:谢谢,侯孝贤。

  在《军中乐园》中,钮承泽曾借着阮经天的口说出:“我终于知道我爷爷在想什么了。”但事实上,也许至今,他都不能够十分清楚地说出,自己的父亲当年究竟在想着些什么。

  小时候,钮承泽喜欢玩一种“选路”的游戏,在纸上画出目的地和多重路径,然后靠猜测来选择路径,“选这条你会通向哪,选另外一条你就会通向别处。”而至于目的地,“一切都是命运,都是安排。”

  现在,钮承泽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。“只是我仍然不知道,这个地图会把我带到何方。”他说。

  小时候,外婆教他念诗,无限江山,别时容易见时难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都是那么耳熟能详的句子,但真正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,没有人能够意识到,这其中掺杂了多少人的眼泪与啼笑。

  但历史上的故事带给他的也并非都是沉重,钮承泽想起自己之前参观故宫的事情,他开车进入了这座很久之前他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宫殿,进入的那一刻他很自豪,“我觉得我比他们都厉害,祖先们都是坐轿子,而我是开车的。”

  而对于侯孝贤,他似乎也开始放下了作为后辈亦步亦趋的姿态,开始变得释然,“你知道艾默生的一首诗吗? 我喜欢教堂;我喜欢僧衣;我喜欢灵魂的先知;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就像悦耳的音乐,或是沉思的微笑;然而不论他的信仰能给他多大的启迪,我不愿意做那黑衣的僧侣。 就像在形容我和侯孝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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